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在国家统一调度下，武汉市先后确定了十余家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医院，床位多张。医院，集中了90多支国家级、省级医疗队，约1.3万名高水平医务人员。他们与当地医务工作者密切配合，一步一步将重症患者治愈率从不足15%拉升到超过6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累计确诊病例逼近7万人，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重症患者，这大大超出了该省的日常医疗服务能力。就患者病亡率而言，湖北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1月24日最高峰时达5.35%。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这个数字只高不低。
1月23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内，一名护士在为患者换好药后，抬头对监护室窗外的同事竖起了大拇指。健康报记者黄征宇通讯员马遥遥摄
★一个尴尬的事实★
曹彬、安友仲、杜斌、童朝晖、邱海波、康焰，全国重症医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几乎悉数来到武汉。他们的名字已难以一一列举，很多人是经历过非典的抗疫老兵。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乔杰院士，也纷纷带领团队驰援武汉。在新中国的医学救援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力度的专家大集结。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专家云集的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率还是一度居高不下。
“武汉的高病亡率是有客观原因的，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跟武汉没有可比性。”面对记者关于高病亡率的发问，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医院副院长、呼吸危重症专家童朝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
“集中隔离跟不上，床位储备跟不上，大量的确诊轻症患者、疑似患者被要求居家隔离，很多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院时已经发展成重症。”童朝晖说，1月18日抵达武汉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在第一批3医院，也医院、医院、医院间来回奔忙。很快，他发现了此前判断上的一个错误。
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专家看到了这种疾病有些奇怪特点。“新冠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具有极高的同源性，起初我们以为两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应该差不多，但实地查看患者后发现并不是这样。”
重症SARS患者以青壮年为主，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多为老年人，一般都有多种基础性疾病。很多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严重，但影像学的肺炎表现已经很重；少数患者严重累及心脏、肾脏等其他脏器；个别患者病程凶险、进展很快，救治难度很大。在医院，很多病情较重的患者，都在接受高流量氧疗和无创呼吸支持，血氧浓度能够维持，但肺部呼吸功能迟迟不见好转。患者机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很容易对全身各系统造成损伤。
很多临床专家还注意到了发生在危重患者体内的“炎症风暴”。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指出，从临床实践看，新冠病毒除了侵犯肺部，还会侵犯胃肠道、心脏、血管等组织和器官，患者粪便中检出病毒核酸，心肌酶计数升高，凝血因子紊乱，这些现象都可以证明全身性损害的发生。
“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数字。”医院院长张定宇曾对高病亡率耿耿于怀，但后来发现，由于没能得到及时确诊和治疗，医院早期收治的患者，很多都已经进展至重症、危重症，甚至奄奄一息。“如果确诊一例收治一例，武汉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
★“战时”医院的坎坷经历★
2月29日下午，医院东院区已经看不到战时状态的紧张。“开始收治患者那天下着雨，连续战斗了10多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淋透了。”医院副院长、东院区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在该院指医院迎战疫情防控的坎坷经历。
1月25日，医院接到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东院区被确定为第三批定点医疗机构，要准备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当天召开的东院区中层干部动员会上，张丙宏说，从今天起，东院区已经没有其他专科，只有新冠肺炎一个专科。
“元一个工都找不到人，当时全院都急坏了。”张丙宏说，用了3天时间，该院转移分流了原有的多名住院患者，但27个病区的病房改造让他焦虑不已。医院已经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后，第一批工人全吓跑了。最终由区政府出面，医院工地借人，才完成了病区改造。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这一针对重症患者救治的“四集中”原则，是我国自年非典疫情以来，在多次疫情和自然灾害医学救援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从年第一天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在不停地向武汉调兵遣将，集中全力调动一切资源，支援武汉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
2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公布新开设的3家医院——医院西院区、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院东院区。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从北京、江苏、山东等10余医院、医院、医院，抽调负责人和余名重症医学科骨干力量组建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新的重症患者收治病区。
医院东院区张病床全部收满，新的挑战很快又来了。“想尽一切办法，3个小时内完成病区准备、转移轻症患者，随时准备接收重症患者。”张丙宏说，2月5日，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医院东院区下达了“设张危重症床数”的指令。
2月5日傍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率队来到该院指挥部，召开现场调度会，要求该院成立联合专家组，统一指挥，加强救治能力。“马晓伟5天内3次来督战，这是第二次，每次来他都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降低病亡率’。”张丙宏回忆。
2月6日零时，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始向医院东院区转运重症患者。经过连夜奋战，该院一下收治了名患者。张丙宏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一夜接了多个电话，直到手机电量耗尽。
★质控小组的一天★
“左肺几乎完全实变、右肺产生气胸，患者脊柱畸形不能配合引流。”“马上打电话，有没有呼吸科医生在病区，赶快在超声引导下引流，不能等。”医院光谷院区ICU，2月28日早交班时，听完管床医生对18床患者的病情汇报，医院医疗队队长、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立即做出布置。
“您还有什么意见吗，祝伟老师？”李圣青询问的祝伟，是医院光谷院区的联合医务处处长、质控督导小组组长，也是一名重症医学专家。“床旁超声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患者的心脏还是好的，但目前炎症因子有些高，可以考虑短期使用激素，及时上CRRT。”祝伟补充道。
ICU是重症患者救治的最后一道防线，ICU失守，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率、提高治愈率，将成为一句空话。医院光谷院区E3区5楼病区，被临时改造成了一个拥有30张床位的ICU病区，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成为托住其他16个病区危重症患者的最后希望。
“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沟通，能解决的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拜托大家一定克服。”祝伟每天都会准时参加医院医疗队的早交班，与医疗队一起详细讨论每一名患者的病情，解决ICU病区遇到的困难。
“您负责哪几位患者？”“43床至54床。”“46床情况怎么样？”“基本情况正常，鼻导管吸氧，稍微咳嗽。”“上了哪些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口服药物8天。”交班会一结束，祝伟带领质控小组不打招呼直接来到病区抽查医疗质量管理情况，苏州第二医疗队的肾脏科医生顾晓霞刚交完班，不看记录本、不看信息系统，虽然有些紧张但仍对答如流。
“这个危急值的处理是在接报后13分钟落实的，已经很好了，但病情不等人，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缩短报告后的处理时间，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在E3区2楼病区，宁波第二医疗队的危急值处理也得到了质控小组的赞许。
2月28日上午，祝伟要巡查各医疗队的交接班和危急值处置情况。“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病情变化很快，各医疗队在24小时内会有4次～6次交接班，如果交接班没有记录清楚、危急值没有及时处理，就一定会出问题。”祝伟说，质控小组到病区开展巡查不是无的放矢，每天梳理全院近名报告病危患者的病历，发现的问题就是病区质控督导的重点。
下午2点半，质控小组来到C1区10楼学术报告厅，参加死亡和疑难病例讨论会。六七十名医生把临时搭起的会议区坐得满满当当，还有很多刚换完班的医生陆续来到报告厅。
“这名患者气管插管5天，自主呼吸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各项监测指标也都不错，但在我们拔管后很快出现呼吸骤停，血氧饱和度很快降至0，心率也逐渐下降。经过大约3分钟的全力抢救，才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在讲台上，管床医生给出了患者呼吸骤停前30分钟各项监测指标的具体数据，供大家讨论以寻找其中原因。
3只话筒不停地在医生们手中传递，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经过近1个小时的充分讨论，大家并没有找出确切的答案，痰栓突然堵塞气道的推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没能得出一致结论，但至少提示要警惕拔管后的呼吸骤停，而且我们通过讨论了解了很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