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白癜风怎么治疗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50626/i4vldjt.html历史的长河中埋藏了太多对某一群体甚或某一代人来说无法抹去的岁月与故事，它们就仿若一粒沙，被装进盒子，由时间套上枷锁，倏尔丢进岁月长河中，变成沧海一粟。若非仔细探寻，自此，便无人问津。
一、返沪“三线人”
题目中的关键词——返沪“三线人”清晰地表述了本文的描写对象。那么，到底什么是“三线人”？什么是返沪“三线人”？他们究竟共享着怎样的特征而被冠以这一称呼呢？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下这些问题的面纱。而欲探知，我们便不得不提及上世纪中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这样一代或者两代人，有这样一种号召，有这样一种情怀与信仰。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其一外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形势。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台湾海峡，并胁迫周边国家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此外还建立了军事基地，在中国东南亚方向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包围圈；随后，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范围轰炸，甚至波及了中国领土，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严峻程度；而年的“珍宝岛事件”则将国内对外患的恐惧推向了高潮。其二内忧：年4月，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国在如何防御敌方突然袭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工业、铁路过于集中在大城市。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起，毛泽东强调要加强“三线”地区的后方建设。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我国被迫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由原来的“抓吃、穿、用”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拟在“三线”地区建设完成我国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和光荣使命，年大规模的“三线”迁移活动正式展开，多万工人携家带口，浩浩荡荡地由沿海地区迁往内陆的隐蔽安全地区，拓荒辟地，安营扎寨，兴建工厂。在那里，他们奉献了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与青春岁月。口号中的“好人”便是我们所说的“三线人”（又称“支内人员”“支内职工”），而当年从上海迁出、三线建设调整后又陆续返回上海的人员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群体——返沪“三线人”。
“我们是带着一种国家使命奔赴‘大三线’的，因为当时要准备打仗。那么，我们到底是去建设什么呢？——我们坚强的后方基地，以应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台湾等等敌对势力的侵犯，以备紧急时刻我们能够反击。沿海丢了，还有‘三线’（地区），所谓的‘三线’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便义无反顾地去了。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国家利益置于首位，那时候几乎都不谈个人利益，因为谈个人利益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一旦谁过分强调了个人利益，便会被认为是落后分子，就很可能要受到集体的‘帮助’。”在笔者对倪老师的访谈中,他如此回忆描述道：“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为了要到‘三线’去，还写血书，为什么呢？那时候能够到‘三线’参与内地建设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当时有个口号叫‘好人好马上三线’，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比如说，当时我有几个同学，毕业的时候受了处分，留校察看，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去。我们是年12月份进行分配的，分配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写决心书。就我个人来说，就写了三次，当时写的内容我还专门抄在了日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肩负着一种光荣使命去‘三线’的。”
倪老师等人当年写下的“献忠书”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满足条件、能够奔赴“大三线”，为祖国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光荣的“好人”，之后却由于三线建设战略调整而逐渐走向了人生的谷底，甚者有人发出了“功成身退好纳闷，返沪养老又无门。当年‘承诺’今何在？历史‘亏欠’找何人？”的哀声。
二、缘何返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进行三线建设战略调整，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很多迁往内地的三线企业因其在选址问题上先天不足的弊病，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而逐渐走向了没落与倒闭，进而产生了一大批年龄较大、但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返回了原来的家乡，而另一部分人则永远留在了内地，过着被时代遗忘的最后时光。笔者最先接触“三线人”这一群体是在重庆读本科的时候，张勇老师申请了课题名为“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询问笔者是否有兴趣了解“三线人”这一群体，跟着去做一些访谈，因那段时间手头并无繁事，便欣然应允，满怀期待。当时脑海中设想的是：这样一代为祖国做出贡献、完成光荣使命的人，生活条件应该不会太差，但是在张勇老师的细致讲解和实际的调研走访过程中，映入眼帘的破旧衰落的厂房和破败不堪的红砖房住所让我着实愕然，一副萧条的景象，让人无法想象出其几十年前的一派欣欣向荣。
通过对红砖房内几位老人的访谈，使我对“三线”工厂破产改制后遗留下的“三线人”这一弱势群体有了更深刻、更多面的了解。其中，对一位由上海迁入重庆的“三线”老人的访谈最令我印象深刻。这位老人当时业已八十多岁，独自一人居住，每天仍需自己买菜做饭。老人的小女儿由于符合当年的返沪政策，返回了上海，但因还有其他子女留在重庆，老人也就留在了重庆。她向我们讲述了生活的窘境、退休工资的微薄、医药费的高昂、生活支出的消耗以及被时代遗忘的哀愁。说者幽怨，听者动容而思绪万千。
笔者对一位由上海迁入
并留在重庆生活的“三线人”进行访谈
由于笔者被保研至上海继续求学，鉴于地域优势，张老师提了一个想法，既然留下来的这些“三线人”现在的生存状况如此，那么那些返沪“三线人”现在又如何？抱着这个问题，笔者在上海展开了相关调研访谈，对部分返沪“三线人”进行了走访、深入交流并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整理成档。
根据调研收集到的数据，笔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大约有42万的各类返沪人员，其中从内地返回的“三线人”约占一半，这部分人均满足返沪落户政策。要想落户，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回来照顾父母。但是那一辈绝大多数都是四五个兄弟姐妹，父母身边都有子女，因而很多人因为这一条便被封死了“返沪之门”；二是子女在上海，退休以后可以投靠子女。因而“三线”职工们在内地的时候通常都会逼孩子读书，对子女读书要求很高，希望他们将来考回上海。后来政府又出台了一个政策：“三线”职工的子女，未婚、没有工作、小于20周岁的可报一个户口回上海，如果有两个及以上的子女也只能报一个。由于内地很多“三线”厂陆续衰败倒闭，大量职工内退；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政策调整，沿海和内地的差距必将逐步拉大，“三线人”们不想让子女留在穷山沟；以及“落叶归根”的固有传统思想，因而很多人在满足落户政策的条件下都选择了返回上海，当然，其中也不乏少数不满足落户条件，跟随父母返回上海后深受社保等问题困扰的群体。
三、返沪如何？
千辛万苦终回故土，然而故土却已然万象更新。当年离开上海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众人夹道欢送，一群年轻人带着无上光荣感和满腔热血奔赴内地，誓要为祖国贡献所有。然而，回来时却已物是人非事事休，四处碰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条框限制。他们业已不再年轻，绝大多数人回来的时候都已近退休年龄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一切现实状况都显示：历史虽对他们有所亏欠，但事实上他们却已被无情地边缘化。
“你说我是不是上海人呢？我是从上海出去的，会说上海话，那么我是上海人；但是我的身份证开头却跟上海人的不一样，我是贵阳的开头，而且社保待遇跟上海人也不一样，差一大截，那么我又不是上海人”，当年内迁贵阳新天厂的访谈对象陆师傅无奈地说道。更有甚者，因为回来后的生存问题和待遇差距问题，不少人都曾去过上海市人社局和总工会等政府部门上访反映情况，但是42万人的庞大群体返回上海，政府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三线人”多年的上访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海市政府从年起为这批异地养老人员推出了帮困补助（分为月度补助和节日补助），接着在医疗方面推出“上海社区医疗互助卡”，方便了他们的日常就诊就医，还开启了部分针对“三线”人员的专用医药报销窗口。但即使这些普惠政策在返沪“三线人”的极力争取之下出台了，但还是难从根本上扭转返沪“三线人”的生存困境。由于社保关系仍然留在内地，他们与普通上海市民的福利待遇之间仍然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无论是在退休金、医疗保障、住房还是就业等方面均是如此。
倪老师是我在上海接触的第一位返沪“三线人”，原四川锦江厂员工，其对三线建设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进行了整理回顾，出版了系列丛书。倪老师如今已年近70岁，但还是在为历史能铭记三线建设而不断努力着。拜访当天，笔者来到了倪老师居住的小区，这是上海一个典型的棚户区，四周环境相当糟糕。进到倪老师家，房屋阴暗狭小，空间局促，生活设施很不完备。一进门就是倪老师的办公场所，这里摆放着他平时办公所用的电脑和收集到的相关书籍、杂志和报纸等，厚厚一摞，全都是关于“三线”的珍贵记忆。据倪老师介绍，由于四川工资本来就低，加之生活费、孩子上学等开销，返沪后根本无钱支付在上海买一套房，所以回来后他们就与其丈母娘同住，这里是他丈母娘的屋子。刚回来的时候，由于倪老师的儿子还在上大学，于是一家三代人就一起挤住在这一狭小的空间里。
倪老师家所在的小弄堂
谈及退休返沪后的生活待遇，倪老师说道：“当年我们国家分了几类地区，上海属于八类地区，生活水准较高，因为收入和物价都比较高。而四川属于四类、五类地区，四川的乡村属于四类，中心城市大概是五类，跟上海相差三到四个类别，因此我们回来后的退休工资就与上海人之间相差了三到四个等级。我刚退休那几年，成都的退休工资有好几年都没加，而上海却在逐年增加。比如我丈母娘，她当年刚退休时的工资才四百零几块，我那个时候有四百五十几块，比她要高。但是后来上海的调资力度加大，每年都会上调两三百、三四百块，而成都则是以十五、二十块这样的幅度上涨，进而差距越来越大。到现在，我丈母娘的退休工资已经涨到了每月块，而我们才块左右。我还稍微高一点，因为原先在单位也算是中层干部，有中级职称，综合性的补贴加起来，退休工资大概为块左右。但与我的同龄人、同班同学，他们当年没去支内，或者到了四川后因各种原因调了回来，他们现在每月的退休工资均在0块以上，比我高多块。我爱人只有块，她也算较高的，还有一大批都在块左右。这让那些养老金才刚刚翻过块的老人怎么想呢？我们到外地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差距这么大，这叫人怎么想得通呢？社会的公平体现在哪里呢？”
倪老师当年从四川锦江厂内退回来时，年近五十，便开始在上海四处打工，但是没有保障，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雇他。起初他在沙家浜一家疗养院打了一年工，后被辞退，又来到了一个药厂做了七年，七年以后又被辞退了。他无奈地说，凡是支内回来的人员找工作，基本上都难逃这样的命运。相对而言，报上户口后找工作会相对容易一点，可以打点小零工，有些人甚至给别人做保洁，一个人包干几个厕所。只要有工作，无论多辛苦他们都接受，因为毕竟生活困难，每月能挣几百、一千块补贴家用就很满足。“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才49岁，既然要生存，除了打工还能怎么办？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一句话道尽了倪老师的心酸。
类似的抱怨，访谈对象陆师傅也再次提及：“十几年前我们退休回来的时候退休工资很低，当年我们支内的时候住房全都上交了，现在虽然我们的户口是回来了，但心里总有点失落，好像这个社会对我们太不公平。当初我们是听党的话，到最艰苦的地方。我们和当时的大学生分配不一样，我们那时在上海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上海光学仪器厂内迁，我们作为家属也随同一起去了。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小孩全都带过去了，就是当时所谓的全家革命。当年我们的思想非常纯粹，真的不会觉得那边有多么艰苦。就这样陆陆续续到了退休年龄，退休回来才发现，我们真的太吃亏了！当年留在上海的那些人，和我们的退休工资相比差别太大了。如果我们当年没去的话，现在的住房也会很舒服，因为上海一次次的分房子，本地人有住房福利。可是我们听从号召支内，回来后上海却不把我们当上海人了。”陆师傅如今也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带着看开的心态，但又难免透露出些许苦涩。
上述两位返沪“三线人”的生活虽然稍显拮据，但是还能够维持一般生活。下面要介绍的这两个返沪“三线”职工家庭的生活遭遇则令人唏嘘。
庄师傅，原四川锦江厂职工，现年82岁，患有癌症、脑梗等病症；其妻子也是原锦江厂职工，现年74岁，中风后走路不顺畅，同时还有“三高”和痛风、骨刺等症状。夫妻两人年轻时带着年仅两岁的小儿子和年龄稍长的女儿支内，大儿子在其父亲严厉要求下未带走。年，夫妻两人退休后返沪，三十几岁的小儿子也跟着辞职回到上海。他无工作，无户口，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现年近50岁而未成家，与二老一同居住。平时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每月还需向四川省社保局缴纳块的社保金，这样到了退休年龄后方可享受到四川提供的养老金等社保福利。此外，由于回来后女儿女婿要买房，几家人东拼西凑攒足了购房资金，然而女儿女婿并不符合当时的落户条件，而只有上海户口才能拥有在上海买房的资格，因此最终只能以庄师傅的名义在上海购房。由于庄师傅名下有了商品房，便不再符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福利住房的申请条件，只能租住普通居民房。两位老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共计五六千元，每月房租就需要支付元，再加上庄师傅每天的药费，每顿药都有近十种，医院打抗癌的针剂，一针光自费额度就需要元，一个月医药费除去报销部分还要自费多元，二者加起来便花光了两个人所有的退休金。在上海帮困医疗政策还没有出台之前，由于社保“双轨制”，他们经常需要准备一些很繁杂而必需的材料寄回四川社保局进行报销，报销周期通常都要持续半年，因而资金垫补也让他们深受困扰。大儿子和女儿每人每月要给两位老人元基本生活费，不然他们就无米下锅。他们也曾尝试过上访，跑过很多趟上海市人社局、市总工会，但结局都以无效告终。近来由于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等原因，他们更是打消了上访的念头，只求安稳地过日子。访谈的时候庄师傅妻子几度哽咽，言语里充满着痛苦与失望。
庄师傅的医疗报销材料清单
另外一个家庭的情况与庄师傅家一样惨淡。家里面积不足6平方米，放了一张上下铺的床，女儿睡在上铺，夫妻俩睡在下铺。因两个人个子较高，丈夫就在床的前面铺了一张地板胶，晚上打地铺。女儿只能每天先上完厕所，上去后就不再下来，因为如果下来的话就要踩着人。此外，女儿三十几岁了尚未出嫁，因为日子过得很清苦，导致女儿的性格也变得有些内向，谈了好几个男朋友都没有谈成，可见返沪后恶劣的生存境遇对其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内容描述了返沪“三线人”在养老金、医疗、住房、户口、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困扰，当然还有些人存在孙辈上学的户口问题等各种具有针对性的需求，在此不做详细描述。但是通过现有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返沪“三线人”回到上海后过得差强人意。尽管他们的人和户口回来了（有些甚至户口都没回来），但是劳保、医保等社保关系仍留在原工作地，因而在上海面临着住房困难、收入低、看病难、子女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他们虽然拥有上海户口，但却无法享受到与上海市民同等的生活待遇，各方面都与上海的“本土市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四、诉求与寄许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返沪“三线人”们迫切地向政府提出了他们的诉求，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的属地化管理上：一是养老金属地化，不足块的补到块，超过0块的不下发帮困补助，只提供节日补助，要做到精准帮扶；二是医疗属地化，等待全国联保，以期在上海能够实时报销，不用再办理繁杂的跨地区报销手续。养老金的补足、提高与大病医疗跨地结算是他们最后的坚持。下表是倪老师所在的四川锦江厂—年度部分支内返沪“三线人”的养老金和医疗报销情况表。从表中数据我们可看出，老人们由于年老体弱，生病后即使报销了部分费用，但是由于养老金偏低、医疗异地报销周期长和额度差异等问题，仍然遭受着巨大的困扰。
四川锦江油泵嘴厂支内返沪定居人员养老金
及医疗报销情况调查表（-年度）
说明：1.住院报销自费部分不包括补充医疗保险，也不包括上海地区帮困医疗保险报销；2.住院报销金额为四川省彭州市医保局核算部分。
另据贵阳新天厂有关人员统计，近名支内退休回沪人员中，退休金元以下者58人，-元者58人，元以上者10人，大多数在-元之间。而本表中锦江厂支内员工中仅两位养老金在元以上，而二者皆为80岁以上的老人。
目前上海市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对返沪“三线人”群体进行帮扶，例如帮困补助（节补、月补），帮困医疗补助，开设部分省市医疗报销专用窗口，经济适用房住房申请等，老人们的生活正在逐渐改善。尤其是今年即将施行的大病医疗异地结算政策，更是为解决“三线人”医疗属地化的诉求带来了福音。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与“本土市民”之间的福利差异仍然萦绕于“三线人”的心头，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过着最底层求生存的生活。因此，笔者真切地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倾听老人们内心的呼声，合情、合理、合法地操作，让老人们享受到时代进步的成果，多管齐下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真正做到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通过对返沪“三线人”群体的深入调查，笔者看到了太多困苦的景象。他们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他们是时代的功臣，不能也不该被时代遗弃。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对这一群体倾入
